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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久系家国仁者心 长留清芬素书堂——走进钱穆钱伟长故居

　　恰逢春暖，天朗气清。我驱车来到钱穆钱伟长故居，只见眼前一座江南院落，白墙黛瓦，门悬红底金匾“七叶衍祥”。门右有一大石，石上刻着“钱穆钱伟长故居”。故居格致典雅，有四进，静静讲述着钱穆与钱伟长心系故土、治学兴国的爱国故事和钱氏“一门六院士”的家风佳话。

　　踏入故居第一进，见一屏风，屏风上是钱穆与钱伟长的二十九世祖钱邵霖公像。钱邵霖“亲见七代，五世同堂”，此一进即名为“五世同堂”。

　　过第一进，侧边有一乐室，用数字技术活化了钱伟长的童年记忆：每天一到晚饭后，都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活动。他的父亲（钱挚）擅长琵琶和吹笙，四叔（钱穆）擅长吹箫，六叔和八叔则吹笛、拉二胡，钱伟长就坐在一边打碗击板。回忆这段往事，钱伟长曾说：“融乐的家庭及长辈的楷模，启迪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，懂得要洁身自好，刻苦自立，胸怀坦荡，积极求知，安贫正派。”

　　永怀对本国历史的“温情与敬意”

　　经鸿议堂、素书堂，走入第四进齐眉堂，便是钱穆纪念馆。钱穆学问天赋极高，他在苏州中学工作时，所作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为顾颉刚激赏，邀至燕京大学任教。1930年于《燕京学报》上刊发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一文，成为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。钱穆曾说“上堂教书，是我正业。”他躬耕教坛七十多年，《先秦诸子系年》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《国史大纲》《朱子新学案》等鸿篇巨著至今依然是文史学界的高峰。

　　《国史大纲》写于抗战最艰苦的阶段，他在重庆国难版扉页上写着“本书将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的百万将士”，坚持国人必须对本国历史保有“温情与敬意”。1986年，他在告别杏坛的最后一堂课上殷殷寄语“你是中国人，不要忘了中国……”爱国情深，怀乡意切，他在港台常常怀念故乡的太湖，遗嘱更是特别强调：如果人不能回去，也要葬回去。1992年，钱穆的骨灰归葬太湖西山，魂归故里。

　　“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”

　　走出钱穆纪念馆，沿梯而上至二楼，便是钱伟长纪念馆。展板展示了钱伟长与系主任辛吉教授合写的《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》，这篇文章与爱因斯坦等人的论文收入同一论文集，让钱伟长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。实则钱伟长继承钱氏家学，本以文史见长，1931年以文史满分的成绩考上清华。入学的第三天，九一八事变爆发，是爱国热情让他走上“科学救国”的道路。他曾说：“我本来是立志学文的，可是国家的危亡，民族的灾难，深深教育了我，我感到，要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，不受别国欺负，就必须有强大的科技，用科学来救国。”

　　1945年抗战胜利的喜讯传来，钱伟长毫不犹豫地放弃国外优渥的条件回清华教书。194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让他在清华领取的薪水难以维持，只能借贷度日。友人捎信给钱伟长，国外的实验室亟愿他回去工作，但当他在美国领事馆填写申请表时，却发现最后一栏赫然写着“若中美交战，你是否忠于美国？”钱伟长坚定地填上了“NO”。

　　转角的橱窗里，摆放着钱伟长在“四个现代化”、开发黄河三角洲等不同专业领域耕耘的材料，这些材料都印证着他的话：“我没有专业，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。” 

　　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

　　走出钱伟长纪念馆，不禁令人沉吟是什么让钱氏一门高风亮节、清芬泽世？下了小楼，往前走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。只见一厅堂——怀海堂，左右墙上挂着吴越武肃王钱镠（852—932年）的训示“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”，正前方是钱氏传家之宝——《钱氏家训》。边上两间耳房，将《家训》背后的家风故事娓娓道来。我不禁想起钱穆《八十忆双亲》中钱父教子的故事。钱穆才高，9岁时曾有一次露才扬己，他的父亲当下未有多言。第二天路过一座桥，父亲问钱穆是否认得“桥”字，钱穆说认得。便又问将“桥”的偏旁由“木”换成“马”是什么字，钱穆说是“骄”。父亲再问钱穆是否知道“骄”的意思，钱穆说知道。这时候父亲挽着钱穆的手臂，轻声问他：你昨天的行为是否和“骄”字相近？钱穆一听此语如闻雷震，父亲此教刻骨铭心。

　　走出钱穆钱伟长故居，啸傲泾横在眼前，这是伯渎河的支流，为泰伯奔吴所修。三千年前，周文化就顺着江南的水道润泽这一方土地，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在粼粼波光中交相辉映，给人以无穷的精神力量。